妈妈给我发微信,我才想起来,明天是父亲去世20周年的日子。

先父讳永福,1936年生,1998年离开人世,享年62岁。说是享年,其实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就像他的名字,始终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父亲是云南弥勒县人氏。弥勒现在设市,归红河州管,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解放前,爷爷家是当地排得上号的地主和商人。甘蔗成熟,榨成红糖,堆放在仓库里,大伯和父亲睡在糖堆上,看守这些宝贵财产。我问过父亲,会不会偷吃。他笑笑说,吃得牙齿都掉啦。

包括红糖在内的土特产,绑扎起来,由马帮运去省城贩卖。大伯年纪较长,跟随押运。按说弥勒到昆明,没有大山大河,地面上还算清静,土匪不多。所谓押运,或许是防着赶马的人监守自盗吧。

在我的想象当中,那满载了红糖等物的一列驮马,由弥勒那个几乎全体韩姓的村庄出发,在路南石林的喀斯特地形上穿过,山间铃响,也许还有赶马汉子的山歌在唱和,充满了文艺气息。但是父亲说,赶马很苦,路上要走好几天,风餐露宿是常有的事。

爷爷抽鸦片上瘾,败光家产,从地主变成了贫下中农。谁也想不到的是,云南很快解放,家庭成分的转变,避免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父亲也因此得到提前参加工作的机会。

在十六岁上,他离开家乡,成为水利工程部门的国家干部。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荣耀。命运是如此地有讽刺性,他的地主或富农同学,不少读到大学甚至更高学历、成为富有名望的专家学者,而我的父亲则只能作为普通人,过了一生。

七十年代,父亲在昭通地区供销社土产公司做管理工作。母亲当时在孟定上山下乡,是知青连指导员。大概是经人介绍吧,他们结了婚,共同在昭通生活。母亲调到昭通地区商业局,两人差不多一个系统,都是科级干部,在当地算是条件很好的家庭了。

后面的几年里,有了我和我妹妹。

下县、下乡收购土特产品,卖到外省乃至外国,是土产公司的工作范围。我和妹妹小时候常随父亲出差,去过许多村镇。昭通地区十县一市当中,只有两个市县在坝子里,地势较平,其他县都是山区。早期路况极差,出差得靠公司的北京212吉普。专车倒是专车,乘坐并不舒适。空调自然欠奉,还有尘土和汽油味从封不严实的软顶缝隙钻进来。遇到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晕车呕吐是寻常事。

在一趟趟下乡的过程中,父亲拍摄了大量当地植物资源相片,与人合作出过一本《云南油桐》。以前家里有,搬来搬去,也丢失了。出版年代早,印数又少,豆瓣和孔夫子网都找不到,这个遗憾也没办法补上了。

我喜欢摄影,大约源自父亲的影响。五、六岁时,就在他指导下,摆弄单位那台海鸥牌双镜头反光相机。再长大一些,跟着他把厨房布置成暗房,调制药水、冲洗胶卷,用放大机显影到相纸上。那是特别神秘和有趣的过程,充满了仪式感。

大量出差,也让父亲有机会品尝各地美食。他又好学,吃到什么,就跑去厨房问做法。如果问得到,回家后必试做。在整个家族里,父亲的厨艺得到公认。我好吃,大约也是他的影响吧。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和许多国企一样,土产公司宣告破产。国家用两万块钱买断父亲的工龄,让他自寻出路。之后一些年头里,他试过自己跑单帮做生意、帮亲戚经营饭馆、帮朋友看店,都不成功。我曾陪他等来自生意伙伴的成交消息,那个下午,我们应该谈了很多,可我一点内容也想不起来。只记得在从窗户照进来的夕阳逆光中,父亲的笑容渐渐模糊,被失望所淹没。

一九九八年初,父亲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在这之前一段时间,其实已有食不下咽的病征。他骑着单车去医院拍X光片,没几天就住院手术。切开一看,已多处转移,没有治疗意义,只好回家。

然后他就彻底成了一个失去自理能力的病人,靠打杜冷丁止疼。我和妹妹在外地读书,一寒一暑两个假期,眼见父亲日渐衰弱,难过却做不了什么。妈妈又要上班,又要照顾父亲,我想那也是她变老的肇始吧。

父亲去世前三天,我从广州赶回去,夜里和大伯轮值看护。父亲躺在床上,嘴角不时冒出气味难闻的黑红色液体,那是他体内病变严重的表现。我整夜坐在床边,折叠纸巾和给他抹嘴。小台灯的黄色光线底下,父亲如同婴儿般柔弱无助。在我的婴儿期,他大概也像这样,擦着我嘴角的口水和奶渍吧。

按老家规矩,人之将死,要有至亲扶坐。眼见父亲气息渐短,大伯立即扶起他,坐到他身后,双手向前环抱着他。五、六十年前,在仓库的糖堆上面,天色如漆、夜鸮声凄,大伯是否也像这样,抱着他年幼的弟弟,让他不要害怕呢?

“我的兄弟呀——”大伯哭出声来。

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写于2018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