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我这把年纪,是不够资格回忆的,更何况家仍在广州,还时时回去呢。偏偏因为一篇关于方言的散论,引来数位广州朋友的关注,其中一位的Blog上也有类似文章。看着看着,不由得就想起广州来了。既然想起,不妨记录下来,以做他日备忘罢。


我1993年到广州读书。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后来与广州外贸学院合并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越南语,选这个专业的原因,Keso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过。那是盛夏8月的火车站,我和父亲走出检票口,迎面扑来南国湿热的空气。那年云南凉,从昆明上车时,我还穿着厚线裤,“热”是广州给我的第一印象。可是那空气里面分明有一种亲切的味道。


已经记不起火车站那时的混乱,或许竟是没有现在混乱的缘故?总之我们打到一辆的士,一头扎向城市最北边。1993年,白云大道(新广从公路)尚未兴建,所以只能从大金钟路过去。一条狭窄而肮脏的小公路,南接广园东路,往北数公里,就是广外了。


广外的历史不必细述,倒是其地理位置值得一讲。它位于白云山西侧,从学校南门出去,或是到后山翻墙,就能到山脚下。我第一次登白云山,是约了隔壁宿舍学日语的两位广东同学,买票上的山。我穿着一双拖鞋,走上去然后又走下来。后来新广从公路修好时,我还曾穿着同一双拖鞋,在日头底下从火车站走到学校。


说起来这些年广州也颇有发展。机场搬迁后,连黄石路一带,也慢慢繁华起来。记得黄石东路修建过程中,一次我去位于大朗的外贸学院拜访朋友,回来没车坐,也是走到学校。那天晚上喝到很好的生力啤酒,开心极了。


生力比较贵,平常还是珠江啤酒喝得比较多一些。北京不但没有珠啤,连生力也少见,所以只好改喝燕京。读书时,在有重要体育赛事的晚上,我们总是到一间群兴酒楼,坐在露天地里,喝着珠啤、吃着炒田螺,看电视。啤酒宜凉饮,在唐鲁孙先生的文章里面对此有精妙的描写。在广州喝啤酒,不特别指定的话,上桌一定是“冻的”。北京则不然。我现在住所对面一家小馆,招徕顾客的口号居然是“冰冻啤酒”。这也是南北方一点不同的地方。


炒田螺确乎也是南方特有的吃食。常有其他地方的朋友问我,广东人是不是什么都敢吃。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有点问题。什么都敢吃,是胆子大的表现,并不能说明能吃会吃,然而广州人的确是能吃会吃的。我在广州生活十一年,每年都在吃食上有新发现,这也说明广东人在吃方面是拒绝泥古不化的。吃来吃去,也有一些食物永远留在记忆里面了,例如炒牛河,例如红烧乳鸽,例如石斑鱼粥,例如炭烧生蚝,例如每晚十点准时新鲜上市的番禺猪杂……


2003年末,我在北京一家“港式茶餐厅”吃饭,菜单上有“炒牛河”一味。我问:这牛河是干炒湿炒。问的同时,心下已经觉得有点难为服务员,谁料伊居然脱口而出“干炒”二字。又问:能不能湿炒。答曰:干炒十二元,湿炒十六元。且不论一干一湿的差价,即以干的而论,就要比广州街头贵上几倍。如我所料,那盘湿炒牛河极不正宗,可见知易行难,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所谓牛河者,牛肉炒河粉是也;所谓河粉者,原出产于广州沙河之宽米粉条是也。广州人说沙河粉,就如同北京人说高碑店豆腐丝一般亲切。这玩意,真个是百吃不厌呢。


红烧乳鸽应是西菜中做的典型。说是红烧,其实乃油炸。实话说,广州的馆子吃得不少,还只有那家偏处一隅的“金都酒家”,一味红烧乳鸽做得皮酥肉嫩,而且只卖人民币十九块,色香味俱全且价廉,是其他家比不上的。2004年夏季,我们常在夜里两、三点钟饥肠辘辘扑到金都,要一个红烧乳鸽、一鼎粥、一个铁盘菜心、间或还叫上半斤椒盐或盐插的虾,以不平凡的吃食了结人生中平凡的一天。


石斑鱼粥,在我离开广州前,并不熟知。也是机缘巧合,同事嫁了个潮州兄弟,家住天河;会生活的潮州人住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天河,难免就要小小地腐败起来。他们家楼下有一家“左鳞右鲤”,擅潮菜,石斑鱼粥、蚝烙和炭烧生蚝,入口的确不俗。最妙的在于他家的炭烧生蚝,调味的蒜细切粗斩,极入味。另有一味普宁豆腐,就不如黄花岗某粥店做得好。


一次到番禺吃猪杂,印象很深。一行人开车驰过洛溪大桥,只为那口新鲜上市的猪杂。是在一家所谓“农庄”吃的饭,竹棚架在水上,有风吹过的夜晚。猪杂什么味道已经不记得了,那股“求食主义”的劲头,却是如今仍在呢。


再这样写下去,文章题目恐怕应该改做“杂忆吃在广州”了,还是就此打住吧。下次,换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