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昭通的房子卖掉了。


那所三室两厅的房子,严格地说是一座五层楼房中的一个单元,几乎是我和故乡的唯一联系。母亲和妹妹住在昆明;那么多的亲戚,对我来说也不是close contacts。故乡就这样离开了,从记忆里面逐渐把自己抹去,只剩下陵园里一座坟茔,父亲在此长眠。


昭通不是我的祖籍。从父系上说,祖籍是在云南弥勒;从母系上则有些难以说清——外曾祖父是云南路南人,外曾祖母则世代居于四川宜宾。父亲和母亲其实都是昭通的异乡人,婚姻让他们连到一起,死亡使他们分开。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似乎并未特别幸福过,如同千万个其他中国家庭一样,充满了隐忍和冲突。在中国西南部,在云南东北部,一个四口之家曾经存在过。多年后的今天,母亲和妹妹还和一众亲戚保持正常的联系和来往。而我,从故乡跑到广东,又从广东跑到北京,恐怕已经成为人们偶尔说起的一个故事了。


故乡也慢慢成为我向人们说起的一个故事。


我不知该如何形容我称之为“故乡”的地方。它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在交通史上曾占据“咽锁西南”的重要地位。一条要道从秦汉延伸到民国时期,号称“小昆明”的昭通城,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走得忘记了自己。故乡衰落了,只有卷烟厂的机器还在维持它苟延残喘的生命。这片寂寞的土地,养育过“云南王”龙云、奴隶将军罗炳辉、国学大师姜亮夫的土地,如今贫瘠如斯。昭籍作家夏天敏获得鲁迅文学奖后,评论家称“当地存在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群”。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就是描写农民的贫穷与苦难。农民的贫穷与苦难,我从小即已常常目睹。城市里的愤青们,无论多么慷慨激昂得口沫横飞,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只有亲眼见到破烂土胚房里啃土豆(甚至连土豆也不够吃)农民的人,才算是真正知道什么是农民的苦难。当然农民的苦难远远不止于此。在我读中学的时候,盘河乡一个两山之间的村落,在瞬间被泥石流淹没,全村人只剩下一个半夜上山找羊的小孩。一百七十人,就这样消失了。我相信释迦牟尼因见人生老病死而出家的故事是真实的,尽管我无佛缘,但也从故乡和故乡人的命运流转中悟得一些道理。


离开故乡,居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我想没有多少人会清醒地意识到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是多么奇特的经历。命里注定我的第二故乡是广州,命里也注定我的第三故乡不会是北京。比起广州,北京的气候更接近故乡;也许是近乡情怯吧,反而想避开它。偶尔拿起报纸,字里行间的“昭通”二字时时跳出来,教我不得不回忆起在故乡的日子。然而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称之为“昭通人”——甚至连乡音都已不能咬准。人失去故乡,应该是从失去乡音开始的吧?如果我有孩子,他/她将是一个没有家乡话的人,这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


故乡确已不见了,它只冷漠地存在于地图上。经度与纬度将它困住,无论地球怎样自转或公转,都不能制造足够的离心力,把它甩向恍若苟活于外星的我。如今还有那么一些认识的人留在那儿。他们娶妻生子,他们生老病死,他们说着我的故事,他们也是我故事的一部分。故事也老了,零碎了,模糊了,忘记了。只有陵园里孤独的一座坟茔,埋下很多很多东西。


自从十八岁离开故乡,我就没有真正回去过。故乡曾经拥有一个少年十八岁的成长,我也曾拥有故乡十八年的熏陶。走在从静安庄到东直门的路上,路边的树如故乡一般亲切和沉默。冬天,树叶落尽时,树和故乡一样直白。这个时候,我会摸一摸树干,然后,继续赶路。